作曲

维杰·乌帕德亚雅似乎天生就会“对位法”，他十几岁就开始写复调音乐。他把这些作品寄到奥地利格拉茨音乐大学后，面试官问他是在哪里学会“对位法”的，而他当时从未听说过“对位法”这个词。在奥地利学习时，他听说，人们在安东·布鲁克纳 (Anton Bruckner) 去世的床边发现了很多“对位法”琴谱。从此以后，他开始夜以继日地创作赋格曲，直到今天，布鲁克纳依然是他最重要的灵感源泉。

在求学期间，他创作了大量合唱和室内乐作品，他在教堂唱诗班和施泰尔马克州东部的铜管乐团工作时，不得不演唱和演奏很多完全无调性的作品。不久他便选择告别无调性的世界，直到现在，他的作品依旧以自由调性为主，这样的创作风格也反映出他的三重文化身份：印度，奥地利和中国。他努力在作品中创造一种体现亚洲特色的和声风格，将亚洲传统音乐与西方交响乐和合唱演唱技巧结合在一起。他的第一交响曲《经幡》，是根据印度音调风格和文学背景而创作的；第二交响曲《长安门》则展现出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特色，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委托外国作曲家创作如此大型的交响乐作品。

在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多年担任指挥的经验，让乌帕德亚雅能够更好地理解声音结构、乐队配器法和人声特点，他也曾为室内乐团创作和编配过许多乐曲。这些创作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，同时也让他有机会能够在创作完成后，立即听到自己作品的真实效果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。这十几年在作曲和编配两个维度的经验，让他在创作时得以实现第三个维度——声音的色彩和深度。

他引以为榜样的音乐家都是二十世纪末的音乐大师，如：马勒、理查德·施特劳斯、布里顿和伯恩斯坦，他们都既是指挥家也是作曲家。对于作曲而言，音乐理论固然很重要，但在创作过程中，更重要的是要能靠想象还原出真实的交响乐音色及和声效果。乌帕德亚雅认为，指挥和作曲这两个工作是相辅相成的，他身兼二职，也让他得以在这两方面同时进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