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成音乐

似乎我生来就会“对位法”。十几岁的时候,我在印度写过复调。当我寄这些作品去奥地利格拉茨音乐大学面试时,我被问及我是在哪里学会“对位法”的?那时我根本不知道“对位法”是什么意思。在奥地利,我被告知,在安东·布鲁克纳去世的床边,发现了成堆的“对位法”练习。这激发了我夜以继日的创作赋格曲。我一直都是布鲁克纳的粉丝,他对我有极其深远的影响。

在求学期间,我创作了大量的合唱和室内乐作品,而我当时带领的教堂唱诗班和斯特里亚东部的铜管乐团,“不幸地”被迫去演唱和演奏一些无调性的作品。他们对这些作品不太热情!很快我便离开了这条无调性的路。今天,我将我的作品以自由调性为主。我三重文化~印度,奥地利和中国的文化特征,在我的作品中充分地反映出来。在我的作品中,我努力创造一种新的亚洲交响乐和声,将亚洲传统音乐与西方交响乐和合唱演唱技巧结合在一起。我的第一交响曲《祈祷者的旗帜》,是根据印度音调风格和文学背景而创作的。我的第二交响曲《长安门》,努力突显中国文化和哲学各种方面的特色,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委托非中国籍作曲家创作如此大型的作品。

从事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指挥多年的经验,使我能够更好地理解声音结构、乐队配器法和人声特点。我为我的室内乐团创作和编配过许多乐曲。通过大量的创作,给了我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优势,可以立即感受到作品的真实的效果。这几十年的积累,大量实践了旋律创作及和声编配,帮助我更容易地想象立体、深度和色彩的声音。

我引以为榜样的音乐家都是20世纪末的音乐大师,如:普朗克、布里顿和伯恩斯坦,他们都是指挥家和作曲家。对于作曲而言,理论虽然很重要,但在创作过程中,能靠想象听觉还原到真实的交响乐色彩及和声效果是至关重要的。我相信,指挥和作曲是互补的,通过其中之一个专业,而去学习另一个。这种结合性的学习,促进了我个人艺术的成长。